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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节


 疤子那年三十七岁,看上去象有五十。疤子是不大会发愁的人,或者也会,只是旁人看不出。他生来好像只为做两件事,一是受苦,一是抽烟,两件事都做得愉快。担粪上山,众人的筐更象盘子,疤子的筐却如一对坛子。他光记得力气用不完,却忘了多出力要多吃饭,窑里的粮却有限。明娃妈骂他“憨脑”他坐在碾盘上“咝咝”地抽烟,仿佛研究烟的道理。明娃妈三十五。这年龄要在北京,尚可飘飘扬扬地穿一身连衣裙。明娃妈已经有了七个儿子。山沟里生孩子,随便找把剪子就把脐带剪断,死亡率很高。明娃妈倒是生了七个就活了七个。除去明娃,个个都活蹦蹦的,结实着哩。冬天的早晨,雪刚停,五元儿、六元儿站在窑前撒,光着股在雪地里跳,在雪地里嚷,在雪地上出一排排小。晚上,一条炕上睡一排,一个比一个短二截,横盖一条被。这时候明娃妈就坐到炕里去,开始纺线或者织布。油灯又跳又摇,冒着黑烟。疤子或者一心抽烟,或者边抽烟边响起鼾声。

 “人说黑市上粮价涨了,”明娃妈说。那时私人卖粮是犯法的事。“噢,”疤子应道,停了鼾声。“卖上几升玉米吧。”

 “噫,窑里吃甚?”

 “卖了玉米换些红薯回来。”明娃妈盘算,这就又能余下些钱。明娃睡不着了,又为自己只挣七分工心焦,起身到我们窑里来。袁小彬和金涛正就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”的事在喊,我和李卓也不时参加进去。那时我开始想些正经事了。小彬一上手就读《资本论》。

 我和李卓想,斯大林的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》或许更实用。

 仲伟每晚都拉小提琴,偶尔给我们评判一下谁说的更合逻辑,然后吱吱嘎嘎地拉,每都不见长进。明娃却如一首梦幻曲,无声地在灶火前坐下,无声地往灶膛里添柴,瘦削的脸上光剩了眼睛,火光在那儿闪亮,又在那儿熄灭。

 半夜起来出去撒,还听见明娃妈的织布机声,看见窗纸上印着她的影子,头发垂在脸边顾不上拢。

 在她手里,你看不出有什么东西需要花钱买。线,自己纺的;布,自己织的;鞋和衣裳都是自己做;油,自己出,把麻籽儿炒了,再放大锅里熬,慢慢的麻楂沉下去,青亮亮的麻油浮上来;酱也是自己酿,用麦麸,或者也加些黑豆。单是买些盐。还要买些颜料,把织好的布染黑。钱都抬起,钢鏰变票票,小票票变大票票。明娃妈有一桩要用钱的事:去给明娃把病治了,县上不行上延安,再不行去西安,去北京。明娃已经问下婆姨,那女子是三十里外赵家河人。

 “咋看到了北京什么病治不了!”明娃妈跟明娃说。在她想来,北京还有治不了的病么。

 “治罢病,咱也去天安门看一回。”她故意说得轻松,怕明娃心疼钱。

 明娃坐在窑前的磨盘上化玉米,不言传。化玉米就是把玉米粒从玉米下来。

 明娃妈在纳鞋底,把麻线扯得力嗤啦啦响。

 “不要叫我大炭窑上去,”明娃忽然说。

 明娃妈愣一下,继续纳鞋底,只是眼角的皱纹又散成一道道白痕。

 “不要叫去。”

 明娃妈不搭话。

 “不要叫去!”

 不去又怎么办?明娃妈停下手里的事。卖猪、卖鸡蛋、卖青油,直能卖多少?治病的钱多会儿能攒够?母亲望着儿子。她有七个儿子,不因为有七个,就对其中的一个爱得轻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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